事实上，萨维尼早期的法律概念构成的宏大体系经过由普赫塔（Georg Friedrich Puchta）、温德夏特（Windscheid）率领的罗马法学派精心梳理后，原先宏大的思想体系和丰富的观念主张，其实证主义一端逐渐塌缩成精细且形式化的法学理论如概念法学；而其历史主义一端则经由艾希霍恩（Eichhorn）、基尔克（Otto von Gierke）的日耳曼法学派的发展，及至延伸到现代法律社会学的领域如艾利希（Ehrlich）的自由法学。从影响范围来看，它的流变可以看作是从法学的历史主义向法学的实证主义倾斜的过程。[7]
因法律现实的改变而引起的法学方法改变，这在德国法学理论发展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然而这一次，公法法学方法向实证主义的转变势在必行。同早期耶林一样，格贝尔（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也主张一种“建构的法学方法”（Konstruktivismus）, [13]通过体系的和逻辑的建构，把历史性的东西从法学素材中剥离，只保留分析和纯粹的法学因素，特别是把国家法和政治叙述从私法中清理出去。[14]在《德意志国家法概要》里，他明确而坚定地表达了要把“建构的方法”应用到国家法领域的意图，试图对公法中的基本概念进行更清晰更具体的阐明，以建立一个“科学体系”。按照格贝尔的计划，沿袭罗马法中公法与私法的严格刻板二分，为了使公法像私法那样雄辩地独立出来，必须发展公法的“基本概念”体系。在1865年出版的《德意志国家法体系概要》精缩版中，格贝尔的计划得以完全体现， [13]也预示着新的“科学”方法正在公法领域崭露头角。当被视为“格贝尔遗嘱执行人”的拉班德（Paul Laband, 1838-1918）于1871年发表纲领性作品《预算法》，揭开了德国公法新时代的帷幕。该这一路线方针最终被固定在《国家法的基本概念——国家及其权力的法学建构之尝试》一书中。在这个历史性的方法的转折点上，随着帝国的建立和帝国宪法的完善，国家法的实在法素材已经摆脱了德意志邦国的旧国家法研究对象。[12]
在这场重要的范式转换（Paradigmenwechsel）过程中，最关键的内容是国家法的核心概念“国家”的私法概念化。最早提出“把国家视为法人”的是哥廷根的公法学家阿尔布雷希特（Wilhelm Eduard Albrecht）。“法人”（juristische Person）这种私法上的概念是对普芬道夫“道德人”（persona moralis）的重新理解。起初这个概念只存在于私法当中，至少在萨维尼本人那里是这样的，他本人的权威性限制了对公法上的法人拟制的进一步讨论。然而这一限制从来没有得到真正有力的辩护。[16]公法里出现“法人”，能够帮助国家摆脱父权和自然法因素，并赋予君主以机构品质，以利于其在法律上融入国家结构和宪法秩序中。[12]107因此，“国家法人”这一表述在格贝尔的《论公法权利》那里尚不明晰，而到了拉班德那里，作为国家权力主体的君主已经进一步机构化和制度化，“法人”既可以是私法的基础，也可以是公法上的拟制，国家的法律地位可以解释成最高的法人，即公法法人。[11]89-90 国家法人说的集大成者耶林内克（Georg Jellinek 1851—1911），更是摆脱了拟制法人说而发展出了“国家法人实在说”。至此，德国公法在方法上的范式转换宣告大获完成成功。
四、来自历史法学方法的批评——基尔克与拉班德的交锋
从19世纪最后几十年直到到上个世纪之交，虽然是拉班德在公法学独步天下的时代，但彼时的德国宪政国家法学说并非是所谓的“实证主义荒漠”，拉班德的实证主义并没有完全也无法抹杀其他见解。与早在跟萨维尼并肩联手创立“历史法学杂志”的艾希霍恩（Karl Friedrich Eichhorn,1781-1854）, 同样于就于首刊中发表了文章。不同于萨维尼的二维立场，艾希霍恩，直指指出历史对于德国法律科学重要性。[17]此在艾希霍恩之后，历史法学的日耳曼法学派（Germanistik）在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贝斯勒（Gerog Beseler，1809-1888）的带领下经历了一个政治化与概念提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它更多地倾向于面对历史，面向社会现实向社会敞开，也逐渐成为德国社会自由进步的象征。当这一脉的发展到基尔克（Otto von Gierke ，1841-1921）的时候，[7]拉班德的实证主义在公法学领域正在正如日中天如火如荼。1879年，在庆祝萨维尼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讲话中，一位来自波恩的法学教授施汀奇（Johann August Roderich von Stintzing，1825-1883）借此机会重新提出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法律学科的重要性。长期以来，鉴于历史元素往往沦落为“真材实料”的装饰品，施汀奇教授把萨维尼视为历史原则从典藏里抽离出来的“净化者”，认为他让历史视角变得相当实际，并且把所有与真实生活相关的东西从法学历史主义（Rechtshistorismus）中清除。因不满于历史法学长期以来的逐渐变得“肤浅”，施汀奇说出了占主流的大多数官方学者的心声：在此情形进一步发展之前重回历史视角。[18]当时属于这个阵营的除了施汀奇，还有Richard Loening （1848-1913）、Karl Bergbohm（1849-1927）、之前提到的施托克（Felix Stoerk, 1851-1908），以及拉班德同时代的批评者也是最重要的批评者基尔克和他的学生、赫赫有名的魏玛宪法起草者普罗伊斯（Hugo Preuß, 1860-1925）。
1883年，作为第三代日耳曼法学派代表的基尔克（O.v.Gierke）开展了一场与拉班德的论战。他坚持的历史-归纳的法学研究方法，恰与拉班德主张的教义的-演绎的法学方法互相对立。[19]在基尔克看来，这是一场极具意义的法学方法的辩论。他认为，实证的法学立足于一种普遍性的基础之上，没有受到冲击也不能受到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于得益于日耳曼法学派的法的历史见解。整个十九世纪由萨维尼、艾希霍恩和格林等阐发的法的历史本质（geschichtliche Wesen des Rechts），并不是给世界提供新的理论构建体系，而是给世界打开了真相。历史的法律观察是防御理性自然法，同时防御“冰冷的实证主义”（kahl Positivismus）的有力武器。[20]这场论战实际上代表了德国新旧思潮在具体问题上的撞击。一方面是根植于德国传统思想的历史-政治思维，另一方面是建立在语义分析上的“国家法逻辑主义”（Staatsrechtslogimus）。曾经长时间捆绑国家法独立发展的历史的、政治的叙事常常被视为它德国公法学思想的“辎重”：既能够源源不断的提供理论养分，又拖累了国家法进行科学化的发展。德国国家法比私法发展至少滞后一百年的事实证明了日耳曼法学派的保守性，然而在面对空洞无物形而上的公法概念体系的时候，历史和政治的视角无疑具有更接近生活真实的先进性。这一组命题发生在法学领域的反映了普遍性社会科学意义的二律背反：“对社会生活的科学认识方法到底为何，是否社会真实由其本身，亦即由其实际的诸条件来加以理解的呢？或是由普遍的概念，由简单的元素，即由观念来加以完成的呢？”[1]
1925年前后，历史主义再次成为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法方法之争主题之一。以具有鲜明特色的特里佩为例，虽然其理论根基仍然来自于实证主义，但他力图在“历史”和“政治利益”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联系。这一转向在1925年变得最为明显，以至于他承认说：“我们对价值或价值判断的关注比我们的上一代人多得多。”[24]113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基尔克论证的考夫曼（Erich Kaufmann,1880-1972 ），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法条的起源和意义中引申出“超实证主义的”（überpositiv）法律原则。[29]然而这些仅仅是大多数20年代公法学家的理论蓝图，并没有演变成一场有计划的方法演进。因为在这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对价值的考量势必会变成政治站队。然而，公法学者曾经力图想要在公法领域当中分开法律和政治的主张，在价值回归的时候重新模糊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分界线。这一点在魏玛共和国宪法法院对宪法规范的解释上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在用价值解释国家法的地方，就是法实证主义消失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历史主义方法的复现。至此，国家法的历史主义虽然没有彻底完结，但其学派边界已经与自由法学派难以区分，其部分功能也被新兴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等取代。属于历史法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它却宣告着由凯尔森、施米特引领的德国公法方法论争最盛大的历史时刻即将来临。
[13] 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 Grundzüge eines Systems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M]. Leipzig:出版社,1865, Vorwort.
[14] 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 System des deutschen Privatrechts, Jena: Dufft, 1848, Vorwort.
[15] WALTER WILHELM. Zur juristischen Methoden Lehre im 19.Jahrhundert, Frankfurt/M, 2.Aufl.2003.
[16] WERNER FLUME. Savigny und die Lehre von der Juristischen Person[J]. Festschrift für Franz Wieacker zum 70.Geburtstag.Vandenhoeck&Ruprecht in Göttingen,1978:340-341.
[17] KARL FRIEDRICH EICHHORN. über das geschichtliche Studium des Deutschen Rechts [J].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1815(1):124–146.
[18] R.STINGTZING. Wendung und Wandlungen der Deutschen Rechtswissenschaft[J]. Rede zur Säkularfeier des Geburtstags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s am 21.Februar 1879 gehalten in der Aula der Universität Bonn, Bonn,1879:10-33.
[19] OTTO.VON.GIERKE. 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 II, Berlin: Weidmann Signatur,1873.
[20] OTTO.VON.GIERKE. Naturrecht und Deutsches Recht. Rede zum Antritt des Rektorats der Universität Breslau am 15. Oktober 1882 gehalten, Frankfurt, 1883:7-11.
[21] OTTO.VON.GIERKE. Besprechung von Labands Staatsrecht und die deutsche Rechtswissenschaft. Schmollers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 1883(NF7):1079-1195,1114.
[22] OTTO.VON.GIERKE.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Verbände, Berlin: Schade, 1902.
[23] GEORGE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M].1914:50.
[24] CHRISTOPF MÖLLERS. Der vermisste Leviathan[M]. Suhrkamp,2008:113.
[25] Hans-Joachim Koch (hrg.): Seminar: Die juristische Methode im Staatsrecht, Suhrkamp, 1977:61-62.
[26] MICHAEL STOLLEIS. Geschicht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 Weimarer Republik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C.B. Beck,2002:171.
[27] HEINRICH TRIEPEL. Unitarismus und Föderalismus im Deutschen Reiche. Eine staatsrechtliche und politische Studie, Tübingen, 1907.
[28] S. KORIOTH. Erschütterungen des staatsrechtlichen Positivismus im ausgehenden Kaiserreich, [J]. AöR,1992(117):212-238.
[29] ERICH KAUFMANN. Die 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 im Sinne des Art.109 der Rechtsverfassung. Bericht[J]. 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r 3, Berlin-Leipzig, 1927:2-24.
